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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男权——解读张爱玲的女性观
时间:2012-02-08 14:53:03 来源: 作者:余玲丹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最具个性的女性作家丁玲,萧红,张爱玲。她们的笔下呈现出抨击男性话语的倾向,她们的作品反映了女性意识的觉醒。而张爱玲又是她们中的一个异数。她以一个女性独特的敏锐,洞察女人的天性,将五四以来的女性意识,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她描绘的女性形象,是迥异于男性话语世界的女人的形象,还原的是凡俗而真切的女性的心理世界和生活形态,能更切入到中国女人的生命深处。虽然张爱玲并没有意识地作出任何女权主义姿态,但她对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男权文化的批判,可谓入木三分。可以说,张爱玲是一个具有明确女性意识的女性作家。

张爱玲在她的散文《私语》中回忆到“张干使我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问题,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要胜过我弟弟”。她明确表示自己认同女人:“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超人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的目标。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注:《谈女人》,《张爱玲文集》第4 卷。)张爱玲还将其信仰寄托在奥涅尔《大神勃朗》所创造的“地母娘娘”的身上,因为她代表着土地、爱、生命的孕育与创造。通过对于男性与女性、超人与神、理想与现实、一种追求与广大同情等方面的运思与选择,张爱玲建立了她的女性观。这就是张爱玲显露而直白的女性自我独立与自我追求的信仰,如此超前的女性意识的觉醒的呼喊,实在是独树一帜。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都是男权社会的祭品,她塑造的女性形象从美龄少女乃至女神最终被男性社会迫使自身蜕变为悍妇、病女、疯子。如《金琐记》中从媳妇熬成婆的悍妇曹七巧、《怨女》中的王熹少奶奶、《红玫瑰与白玫瑰》中自闭孤独的孟烟鹂等。

张爱玲的《金锁记》中,很多人看到的只是曹七巧这个丑陋,自私,狭隘的被仇恨引而疯狂的女人。张爱玲在曹七巧身上,几乎运用了传统叙事文学加在女性身上的所有丑化模式,荡妇模式,乱伦模式,善妒母亲,患虐待狂的婆婆。但实质上,张爱玲所想反映的并非是这一个女人的邪恶丑陋。如七巧在骂女儿的一段话:别瞧你们家轰轰烈烈,公侯将相的,其实全不是那么回事!早就是外强中干,这两年连空架子也撑不起了。人呢!一代坏似一代,眼里哪儿还有天地君亲?少爷们是什么都不懂,小姐们就知道霸钱要男人——猪狗不如!我娘家当初千不该万不该跟姜家结了亲,坑了我一世,我待要告诉那姓童的趁早别像我似的上了当。这一段话张爱玲借七巧的口把这些遗老家族的后代骂得狗血淋头。同时也希望借七巧的口唤醒下层妇女要清醒认识到她们悲惨命运与封建宗法制的迫害分不开,她们是封建社会的牺牲品、陪葬品。张爱玲在她的作品中不仅唤起她们女性意识的觉醒,表现着她那藏而不露的对女性的理解与同情,更重要的是抨击各色男人如何联手从各方面利用她然后毁灭她的一种残酷,抨击社会与男权所构成的文化对于女性情欲的扼杀与毁灭。

以曹七巧为典范,她并非生而如此,丑陋,自私,狭隘,变态。但如果说她的丑陋是一种真实的话,那么这也不过是男权社会如何挤压扭曲一个女人的真实。这就是张爱玲努力想解构的,整个男权社会所带给女人的阴影和苦难。

《怨女》是继《金锁记》二十年后的作品,故事情节与其相似。也反应了张对女性问题的关注。“怨女”一词本身就蕴涵着封建社会中的男女不平等,张爱玲以此仍旧张扬她个人的女性觉醒意识,来深刻而自觉地同情女性,呼救女性,抨击男权。而《十八春》中的曼桢,她在悲惨遭遇中的反抗,挣扎,也是张爱玲对整个父权机制的反抗。

有人说,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作品确实反映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但她们作品中所表现的女权意识在反对封建主义,倡导思想解放的“宏大叙事”中被无形消解。她们的追求只停留在做人的阶段,并未真正达到女性的自觉。在我看来,张爱玲的创作,已经具有她那个时代完整的女性主义的姿态。张爱玲认为,在任何文化阶段,女人还是女人,她以构成生活最普遍的,最基本的支撑,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桩上。她们是这时代的最广大的负荷者,她们标志着人生安稳的一面,但正是在这安稳之中有着永恒的意味”(《自己的文章》)。张爱玲就是张爱玲,她以她的奇装异服独领风骚,表现自我,也以她的敏锐还原女性生活的真实的心理世界。而且,张爱玲揭露了几千年来中国男权对妇女的压迫和欺凌,站在女性自觉的高度,以文学为武器,表现了被压抑的女性群体的反抗意识和自我生存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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